台灣的戰略轉捩點？ 關稅迎來更深層挑戰

(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在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再度浮現其法律的不確定性之際，台灣正站在一個比單純貿易數字更為關鍵的戰略十字路口？這不僅關乎台灣短期經濟的波動，更觸及台灣的國家安全、產業競爭力與社會韌性更深層次的變革？

關稅政策的旋風：談判成果將歸零嗎？
美國最高法院日前裁定美國政府關稅政策的法律基礎違憲，川普隨即拋出「全球15%臨時關稅，為期150天」的替代方案。此舉引發前立委蔡正元的公開質疑：若美國原關稅政策失效，過去一年世界各國與美國進行的對等貿易談判是否都形同「徒勞無功」、「無效」？

這個看似直接的問題，實則需從多維度的剖析：

1. 法律效益歸零，政治影響不滅
即便美國政府關稅被美國最高法院的司法所推翻，但台美對等貿易協定（ART）談判過程中建立的讓步框架、產業為配合政策、供應鏈重組以及與美方達成的非正式「讓利」承諾，並不會自動消失。真正的風險，並非是「白談一場」，而在於此變局是否會催生新一輪、強度更高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交換？川普是否會趁機獅子大開口，要求與世界各國給予更深層次的利益交換？

2. 統一稅率下的巨大差異
美國政府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對全球進口商品加徵10%（後提高至15%），為期150天看似公平的15% 臨時性關稅，實則對不同國家的影響迥異。例如，日本、韓國因已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原有稅率基本上已接近於零，對他們而言，15%就是新增的15%。然而，若台灣缺乏同等制度性的保障，則可能面臨「15%基本稅率，再疊加針對特定產業的附加條款」成為更大的關稅負擔。此間的差異，不在於表面的數字，而在於台灣是否有能力協議取得美國政府更實質的關稅保障(最惠國待遇)？

3. 《232條款》的現實陰影
所謂的《232條款》（國家安全條款）本就旨在針對特定產業（如鋼、鋁、汽車，乃至半導體）進行國家級的安全審查。目前並無公開資訊顯示台灣已獲得全面的制度性豁免。這意味著，賴政府的「大內宣」與實際的法律文本之間，仍存在不容忽視的落差，台灣傳統產業的脆弱性並未完全解除。

矽盾2.0時代：從保護傘到策略性風險
當《紐約時報》報導台灣已經掌握全球九成高階晶片的產能時，其核心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的產業成就，而是關乎國家安全結構的深層變革？

「去集中化」的戰略邏輯
美國透過《晶片法案》…等政策推動供應鏈外移，其深層邏輯並非簡單的「去台灣化」，而是「降低供應鏈過度集中於單一區域的風險」。然而，這也帶來一個結構性的挑戰：一旦海外半導體產能逐步成熟並具備規模，台灣在高階半導體晶片產能的「不可替代性」便隨之下降，「矽盾」——即台灣半導體產業所賦予的戰略威懾力的效用也將因此完全被稀釋。

這是一個必須更理性面對的結構性國安問題，而非情緒性的政黨議題攻防。

台積電的戰略支點：不止於商業，更悠關國家安全命脈
在全球晶片秩序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無疑是最核心關鍵。當台積電的市值早已超越台灣全年的GDP(截至2026年2月25日，台積電市值已突破新台幣52兆新台幣，估值約2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這使得台積電成為全球第6 大市值的股票上市公司，僅次於輝達（Nvidia）、蘋果（Apple）、Alphabet（Google）、微軟（Microsoft）與亞馬遜（Amazon），甚至還超越沙烏地的阿美石油公司；台積電做出的任何決策都已不再僅屬於企業層級的商業考量，而是牽動著台灣整個國家經濟命脈與戰略佈局。

這使得台灣將面臨一個核心戰略的兩難：台灣半導體產業鏈外移固然能降低台灣對美巨額的貿易順差，卻也可能削弱台灣最重要的戰略籌碼；若是不外移，台灣則必須持續承受地緣政治的溢價與美國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施加的關稅及政治壓力。這並非情緒性的抗爭，而是結構性的台灣困境？

這些事實揭示了什麼？
台積電做出的任何重大決策，已不再僅限於其企業的商業佈局，更是台灣國家戰略層級的生死考量。台積電任何海外設廠的行為，都同時肩負著商業、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的三重意涵。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該不該外移半導體產能」？重點在於：

核心研發能量是否能持續深植台灣？
台積電次世代半導體製程技術是否仍由台灣全權主導的技術再創新？
台積電海外據點只是單純的產能分散，還是將核心半導體關鍵技術逐步外流？以及是台灣否能容忍台積電核心半導體研發工程師的大舉外移其他國家，增加台灣半導體製程技術外流的風險？

若台積電半導體技術核心與創新源頭仍牢牢掌握在台灣，台灣「矽盾」便依然厚實。若台積電研發中樞逐步外移，台灣最引以為傲的「矽盾」就真正開始要面臨「變薄」以及「消失」的結構性危機。

台灣內部挑戰：雙層經濟的警訊
在台積電外部風險之外，真正長期侵蝕台灣社會基礎的，是台灣產業結構的嚴重失衡。

半導體產業： 台積電坐擁高薪、高毛利、資本密集、享受「零關稅」紅利…等巨大優勢，卻讓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越賺越多。
傳統產業： 台灣傳統產業面臨低毛利、市場激烈競爭、轉型艱困的困境。

台灣高達九成的就業人口來自台灣的傳統產業，然而台灣經濟的紅利卻高度集中於少數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這不是傳統的「K型復甦」（部分行業好轉，部分停滯），而是「雙層經濟」的成形：

上層經濟體 : 台灣半導體產業鏈高薪族群、享受資本市場紅利盛宴、位居全球高階半導體供應鏈最核心地位。
下層經濟體 : 薪資停滯、台灣高達九成的就業人口實質購買力受壓、地方產業被迫外移的焦慮。

台灣半導體「矽盾」雖足夠強大，卻未能有效將紅利外溢給台灣傳統產業，或是轉化為台灣產業的競爭力與福祉，長此以往，將嚴重削弱台灣社會的整體的韌性與凝聚力。

川普論述的潛在危險：「竊取」之說的策略意圖
川普曾多次公開指控台灣「偷走美國的晶片產業」，這並非偶發的失言，而是經過設計的政治敘事架構。如果這種說法被內化為美國選民們的普遍共識—台灣將在國際論述中被定位為「產業外移的受益者」，甚至是「美國就業機會的掠奪者」。

然而事實卻是：
台灣半導體的代工模式本質上就是低毛利、高強度資本投入與高風險的產業模式。
美國的IC設計巨頭，才是真正享受最高毛利與最多紅利的那一方。
台灣還要承擔了巨額的製造風險、資本壓力與環境成本(台灣電不足，且價格高昂)。

但若行政院不主動釐清川普的「胡言亂語」，並「大內宣」台灣產業的悲慘敘事，加上賴政府的「沉默」以及台灣在野政黨政治攻防的重點偏離台灣產業的核心困境，就等同在默認川普「偷走美國的晶片產業」這種誤導性的政治敘事。

台灣的戰略核心問題：多重壓力下的選擇
台灣當前所面對的，絕非單一關稅政策的表象問題，而是環環相扣的三層結構性壓力：

1. 美國的「去風險化」策略： 尋求半導體供應鏈的多元化，可能稀釋台灣半導體「矽盾」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2. 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 持續升高的軍事與經濟的脅迫。
3. 台灣產業與社會嚴重失衡： 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鴻溝日益擴大。

在這樣複雜的局面下，關鍵不在於台灣要陷入悲觀或盲目的樂觀，而在於做出三個核心的戰略性的選擇：

① 產能留台 vs 研發留台：台灣半導體「矽盾」價值鏈的重新定位
應將焦點從單純的「產能留台」轉向更深層的「研發與關鍵技術根留台灣」。確保台灣始終是全球半導體創新與核心技術前沿的領導者。

② 單向依附 vs 多元布局：策略自主的必要性
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必須建立在多元基礎之上，開放向全世界提供高階晶片，最大幅度降低台灣對美國巨額的貿易順差，而非過度依賴單一政治或經濟體。拓展與更多國際夥伴的合作，提升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戰略的自主性。

③ 科技孤島 vs 產業外溢：國家競爭力的全面提升
打破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孤島效應」，建立「以大帶小」的機制，讓科技紅利外溢至傳統產業，帶動台灣整體產業的迭帶升級，提升台灣產業的競爭力與產業韌性。

「矽盾」的本質：「籌碼」而非保證書
台灣確實仍掌握著全球最關鍵的高階半導體製造能力「矽盾」。這是一張彌足珍貴的「籌碼」，然而，「籌碼」只有在能夠有效談判、自主運用的情況下，才真正具備有戰略上的價值。

若「籌碼」在國際市場的競逐中，被完全制度化為其他國家的國安資產，而台灣僅作為被動的製造基地，那麼，台灣將可能從「關鍵供應者」的地位，逐步淪為單純的「生產節點」。這正是所謂「戰略租界」最具風險的核心要害——即便台灣確實掌握著全球最關鍵高階半導體的製造能力，卻失去對台灣命運的關鍵主導權。

掌握未來，重新定義台灣在全球新秩序中的關鍵位置
15%的臨時關稅或許僅是短期的經濟波動，但其背後所揭示的，卻是更加深遠的結構性問題。真正的核心問題是：當全球晶片秩序重組完成，台灣還剩下什麼不可替代性？如果台灣能持續保持技術領先、研發能量根留本土、產業紅利有效外溢，那麼「矽盾」仍將是厚實而強韌的戰略籌碼。然而，一旦台灣失去對核心技術的主導權，僅剩下產能的外移，那才是真正危及國本的結構性風險。

民眾黨主席黃國昌強調，針對和美方簽訂的台美ART協議，賴政府應該加快和美國政府重新調整協議，最起碼要爭取美國不再課徵122條款的15%疊加關稅，否則台灣付出這麼高昂的代價，究竟換到了些什麼？(台美ART協議涵蓋台灣承諾5,000億美元龐大赴美投資與採購計畫(約15兆7,925億新台幣)、還強迫台積電…等台灣半導體產業鏈要將40%產能外移到美國、並承諾要購買444億美元(約1兆4,024億新台幣)的美國能源，以及放棄99% 對美國輸台商品的關稅壁壘(放棄健保用藥的藥價審核權、放棄美國汽車及零組件進口關稅；強迫台灣人吃瘦肉精、強迫台灣兒童吃基因改造食品；免除99%美國進口貨物的關稅、免除美國藥品進口台灣的安全審查權，還讓全部美國的農產品免關稅進口台灣…)，以及還要追加400億美元（1兆2,634億新台幣）的國防特別預算…等所謂的「賣台條款」；台灣僅能換取到的只是「15％關稅」與2072項輸美貨品的豁免，並納入232條款最惠國待遇，卻只能讓台灣半導體與電子零組件產品在「配額內」才可以維持「零關稅」的優惠)；此外，賴政府也要趕快提供所有出口廠商正確的美國關稅資訊指引，以及提供必要的貿易與產業協助，這是賴政府目前最急迫、最應該要去做的事。

時代正在重寫全球的經濟與政治秩序。台灣不能被動地被鎖進美國高階半導體供應鏈的特定環節，而必須積極地在全球供應鏈中重新定義自己的戰略位置與存在價值。美國關稅可以隨時被取消或調整，但台灣高階半導體供應鏈的技術優勢一旦流失，就再也難再重新奪回。一旦台灣半導體供應鏈在美國亞利桑那、日本熊本、德國德勒斯登…等地的供應量足夠美國的需求量，台灣半導體的「唯一性」與「不可替代性」便不復存在，屆時美國除了加速挑動台海地緣政治的風波後，再把高價的軍火及武器賣給台灣？以及惡意地延遲軍購交付？把台灣人都當作「盤子」、當成「提款機」？一旦「掏空台灣」後別就再妄想美國會出兵保護台灣，屆時，台灣除了成為中美博弈下的「棋子」與「籌碼」，不是被「打包賣給中共」，就是成為挑動台海戰爭成為美國的「馬前卒」？ 在美國人的眼中，台灣還剩下啥可利用的價值？這，才是台灣社會此刻真正需要警惕與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