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榮耀取代真正公共責任？ 「金質獎」城市治理的陷阱

(焦點時報/鄒志中報導)    台中市政府近日因其公共建設榮獲「國家建築金質獎」而備受矚目，兩項指標工程——「北屯國民運動中心」與「成功國中老舊校舍整建暨地下停車場工程」——雙雙獲得國家級肯定。從行政效能與工程管理的視角，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政績。然而，若將視角提升至城市治理與資源配置的宏觀層面，這些「獎項光環」更像是一面審視當前施政邏輯的稜鏡，折射出地方政府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偏誤：當公共建設的成功被等同於「得獎」時，城市真正迫切的民生需求，往往被推向次要位置？

這種以獲獎為導向的施政模式，我們稱之為「獎項導向治理（Award-Centric Governance）」，它正在潛移默化地重塑城市的資源優先序，並掩蓋政策選擇的真實代價。

獎項導向的優先序：榮耀與機會成本的失衡
「國家級肯定」在政治敘事中極具說服力，容易迅速轉化為施政成果的標誌。然而，核心問題從來不在於工程技術是否優秀，而在於：我們是否將「獲得專業獎項」錯誤地認定為「對多數市民最有益處」的同義詞？

台中市政府這次獲獎的案例，恰恰暴露了這種深層的治理迷思：

1. 高度象徵性設施 vs. 普羅大眾需求
以台中市北屯國民運動中心為例，其設計完整、機能多元，從工程角度看無可挑剔。然而，當我們回歸到市民生活的現實層次，這類設施主要服務的，仍是時間與經濟條件相對充裕的特定族群。溜冰場、綜合運動設施不僅維運成本高昂，實際使用者也高度集中。

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當社會住宅供給仍有缺口、基層醫療與長照量能持續吃緊、城市人行環境仍不友善時，選擇投入大量公共資源於高度象徵性、卻服務相對小眾的設施，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政策價值判斷。政府的選擇，正說明了其優先順序：可展示的「亮點工程」，優先於難以量化但攸關民生的「基礎建設」。

2. 效率的假象：治理惰性被專業獎項掩蓋
台中市成功國中整建工程結合了校舍更新、活動中心與地下停車場，被譽為空間整合與行政效率的示範。然而，從都市政策的視角審視，這種「一案多用」的設計，其實延續了台灣城市長期存在的治理惰性：以持續增加停車供給，來取代對交通結構與公共運輸系統的根本改革。

當台中市政府不斷用新建停車場來回應私人運具的需求，卻缺乏同步的公共運輸與步行環境改善，結果往往是強化用車依賴，而非真正解決交通壅塞問題。這類「看似有效、實則保守」的治理選擇，在講求結構美學與工程技術的獎項評選中幾乎不會被扣分，卻會在長期的城市發展中不斷累積交通與環境成本。

「技術完美」與「社會無感」的制度性落差
更值得警惕的是，多數建築金質獎這類評選，本質上是工程與管理導向的專業評價機制。它的衡量標準著重於結構安全、施工精準度、材料運用及美學設計。

然而，它並不衡量：
1. 工程完工後的實際使用率與效益。
2. 其對弱勢族群是否具有實質的扶助與平等近用性。
3. 長期維運是否排擠了其他更必要的民生支出。

一項工程可以在技術上達到專業完美的標準，卻在生活層面幾乎不被多數市民感知，甚至因為維運成本高昂而成為財政負擔。當台中市政府過度依賴這類獎項作為施政成功的依據，治理重心便會自然向「容易得獎的硬體工程」傾斜，而那些難以量化、卻真正攸關生活品質的政策——例如社會福利、可負擔住宅、社區照護——則持續被邊緣化。

這正是台灣城市治理的結構性陷阱：我們用工程的「專業成功」，替代了政策的「社會評估」。

全球對照：成熟治理模式下的「非獎項指標」
若將台灣的「獎項治理」邏輯置於國際比較座標中，我們將會發現成熟的治理體系，極少將「得獎」作為公共建設的核心評價指標。

1. 日本模式：重視「事後追蹤」與「長期效益」
在日本，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大型公共工程決策前，普遍要求進行嚴格的「事前費用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更關鍵的是，工程完工後必須接受「事後評估」，檢視實際使用率、維運成本與政策目標是否達成？

日本地方首長承受的政治壓力，不是「有沒有拿獎」，而是「這筆錢是否被認為浪費**」。這種制度設計，迫使政府在規劃公共設施時，更傾向於基礎性、長期性、可持續使用的建設，而非高度象徵性但使用族群有限的「亮點工程」。即使設計再精美，若使用率偏低、維修負擔過重，仍可能被認定為政策失敗。

2. 歐盟模式：公共建設必須通過「社會影響」這一關
在歐盟，多數成員國在公共建設審查時，除了工程品質與財務可行性，還必須通過「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評估內容不僅包括環境，更明確要求回答一個根本問題：這項建設，對弱勢族群是否有實質助益？

歐盟的制度邏輯，是讓政府公共建設的正當性，來自於「誰受益、誰承擔成本」的透明說明。這使得歐洲城市的公共投資，更常流向社會住宅、公共運輸、無障礙空間…等「不容易得獎，卻高度民生導向」的領域。

3. 新加坡模式：沒有光環，只有責任與後果
新加坡的公共建設治理，幾乎不把「獎項」當作施政成果的核心指標。其成功與否，由三個極為現實的問題決定：是否準時完工、是否超支、以及是否真的解決了原先設定的公共問題？

新加坡政府對公共建設採取高度制度化的「問責導向管理」。工程若延宕、超支或效益不彰，相關官員必須在國會與審計機構內部層層說明。「得不得獎」在這種體系下幾乎沒有政治價值，反而「出不出問題」才是真正影響官員前途的關鍵。

更值得深思的是，新加坡的公共建設極少刻意追求「象徵性地標」，所有設計原則都極度務實，目的在於壓低建造與維運成本。其公共投資長期集中於可負擔住宅、公共運輸與基礎社區服務——這些是城市賴以運轉的基石，但往往是評審的目光難以觸及的領域。

用掌聲取代追責，是治理最大的代價
對照國際經驗，台灣的結構性問題浮現：我們用「獎項」這種高度簡化的指標，取代了原本應該嚴格存在的政策效益評估與問責機制。工程是否得獎，成為施政成果的捷徑；至於長期維運壓力、實際使用族群、是否排擠其他民生支出，則被制度性地淡化？

這並非單一縣市的工程能力問題，而是治理邏輯的根本偏誤。當一座城市以「得獎」作為成功的捷徑時，它其實已經默默放棄了對長期責任的堅持。

真正成熟的城市治理，不是獎項最多，而是最不需要靠獎項證明自己。它必須經得起時間、使用者與財政現實的反覆檢驗。對台中市政府而言，下一步的關鍵不是再多拿幾座金質獎，而是是否願意正視並調整其資源配置的基礎邏輯：

是否已經讓「掌聲」取代了「追責」，讓「榮耀」掩蓋了「選擇的代價」？
如果台中市政府的施政仍持續依賴專業評審的肯定，而非市民長期而真實的感受，那麼再多的獎項，都只是城市治理暫時的化妝，而非可持續的進化。唯有將資源重新導向「最難、但最必要」的民生領域，台中這座城市的治理，才能擺脫「獎項治理」的陷阱，迎向真正的永續發展。